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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风起云涌,混改助推迈向世界一流 | 社会科学报

2017-11-16 田林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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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企改革动作连连——50亿混改子基金助推,联通力度空前的混改方案出台,神华国电闪电重组,中铁总公司动作频频,公司制得到积极推进。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大有风起云涌之势。与之相应,中国经济已走出持续下行的态势。日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邢志宏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前三季度国民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持续发展。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经济连续9个季度运行在6.7%—6.9%的区间,保持中高速增长。  


全文大约3600字,阅读时长约为6分钟。


报纸原文:《混改助推国企迈向世界一流》

本报记者 田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值从6.7%上调至6.8%,并将2018年预期增速从6.4%上调至6.5%。这是今年以来IMF第四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期。在此之前,世界银行发布了《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亦上调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预测中国经济增速今年将达6.7%。而支撑世行上调的一个重要依据便是持续而深入的国企改革可以改善中国经济发展预期。可见,此次“全面、深化”的国企改革已引起世界的关注。


探索:部分混改已初见成效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第一次国企改革高潮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集中表现在县及县以下国营、集体经济大规模改制,其突出特点是“国退民进”,最典型的代表是“中策现象”。第二次国企改革高潮,出现在九十年代末产业结构调整时期。1998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产业政策明确提出“退二进三、抓大放小、重组改制,下岗分流”,其时“混改”的方式主要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对此,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曾表示,“国企改革正是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脱胎换骨的变化,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局面”。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突围是在经济连续下行的背景下开始的,是国企改革第三波高潮。从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5年9月24日,《关于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强调“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到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这意味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优先级将高于国企改革的其他方面,国企改革的方向越来越清晰、明确、坚定。2017年7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要求69户央企集团公司和3200户央企子企业,必须在半年时间内完成从全民所有制到公司制的“变身”。这对于央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至关重要,并且是混改、资产证券化等一系列改革的前置条件。系列顶层设计让此次国企改革有序推进,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稳中求进”。

  


目前,部分企业混改已初见成效。以央企首单混改试点中石化为例,其混改引资方案于2014年9月14日公布于众,25家投资者以1070.94亿元认购增资后的中石化销售公司29.99%的股权,以此推动完善成品油销售网络;发展新业务,加强科技信息化建设;补充一般运营资金,偿还债务。据透露,中国石化便利店业务“混改”后,2015年1、2月份业务规模同比增长了60%。2016年底,其油气管网混改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今年的半年报显示,其纯利增加40.1%,超过中石油、中海油,成为“三桶油”中最赚钱油企。今年8月份,中国联通通过“新股发行+转让老股”方式,引入中国人寿、腾讯、百度、京东、阿里等14家投资者,同时施行核心员工持股计划。混改后联通A股公司股权结构为联通集团公司36.7%、战略投资者35.2%、员工股权激励2.7%、公众股东25.4%。其混改力度空前,成为关注的焦点。据前三季度报告显示,中国联通虽然净利润仅13.12亿,远不及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但是168.4%的增长率让一直低迷的中国联通终于看到了新生,从“混改”中获得高速发展。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联通试点与过往国企混改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改革的重点是经营市场化,是经营机制的改变,焦点不在所有制的多和少,而是在经营权程度的深和浅;二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次混改规定员工持股最高不超过1%,切断了少数人趁混改暴富的道路;三是转向公司化治理,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以市场化经营来体现效益。不像以前,把改制当作目的,改制效果就不再过问;现在改制只是手段,把效果和要求放在前面,应该说有着本质的进步。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刘小川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此前的国企改革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股权结构没有改变,认为政府就应该控制国有企业几乎是当时的共识。此次混改在认识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即在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上不一定要求政府控股,可以说股权结构改革的意义更加重大。不少学者都认为,此次联通的改革具有样本意义,如果蹚出一条新路径,对后面的国企改革都有借鉴意义。


关键:“混合”激发国企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通过改革把国有企业搞好,做大做强做优,还是缩小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大工程里,“做大做强做优”是学者们讨论比较多、争论比较大的焦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7月对吉林考察的明确批示: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可见,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李锦认为,混合经济要优越于清一色的单纯经济。我们只有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让各种经济都参与竞争、平等使用要素的平等发展的竞争环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才能形成相互之间的“鲶鱼效应”。  

  


经济实践发展中的数据也充分证明混合经济的优越。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2015年度报告《国企混改怎么样,如何改》,从利润率来看,作为一种主要的混合所有制国企,国有控股企业的盈利能力明显强于国有独资企业和独资公司,但仍然弱于私营独资企业。2013年,国有控股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为 6.62%,而同年国有独资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仅为4.85%;其他类型企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为5.25%,略低于国有控股企业。从全要素生产率(TFP)来看,1998—2007年,国有独资、国有控股企业的平均TFP分别为1.28、1.36,外商独资或控股企业、私营企业的平均TFP分别为1.44、1.39。国有独资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效率上差距明显,而国有控股企业效率虽明显低于外资企业,但与私营独资企业相比差距很小。

  

可见,无论是从利润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国有控股企业明显优于国有独资企业。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明确表示,竞争性行业的国企混改比较有效,其效率显著高于纯国有企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营资本的进入有助于规范国企的公司治理机制。因此,我们应该推动垄断性行业的国企引入民营资本,加速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也强调,国企“混改”的关键点在于通过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社会资本,乃至外资资本混合激发出国企的活力,并带动整个国企改革实现凤凰涅槃。


未来:如何实现凤凰涅槃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企改革发展的高度重视,为深入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然而在实践层面,目前的国企改革毕竟已经进入深水区,虽然混改已成为共识,但在实践操作层面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金鑫认为,广泛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障碍在于界定何谓国有资产流失的细则尚未发布,所以国有资产及国有股权定价在实务操作上被认为缺少明确的依据,这个问题不解决,混改的推进必然是小心翼翼地试探局面。刘小川亦表示,国企改革都必须深入下去,让国企真正地融入市场经济,平等竞争。在“混改”中资本、股份的融合是双向的,股权交叉应该由市场来决定,不应该人为地设置杠杆,唯有如此,才有利于市场治理结构的优化。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中国联通此次作为具有垄断特征的国有企业让出30%以上的股份,可谓力度空前,但关键还是民营资本能否真正参与经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曙光表示,“民营资本在公司治理中能否真正有话语权,能否真正影响决策机制与运营机制,从而使得改制达到预期目标,是影响央企集团层面混改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我认为风险与挑战主要在这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在混改问题上的态度更加旗帜鲜明。他一直坚持认为,当非国有投资者单股或与一致行动人多股占比达到33.4%,或者达到国有股比的1/2多一点时,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才有效果。这是因为,当非国有资本超过1/3时,非国有的股东可以发挥实质性的制衡功能,参与公司的战略规划和日常管理。这将有助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转型,促进企业的政企分开和依法行权。但是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事关中国国家安全与战略利益,这些争议和问题只能在渐进的改革中谨慎稳妥地推进、验证和调整。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强调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显然,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要发挥重大作用。对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这是否意味着新的机遇?国企民企该如何把握?都是未来几年值得政府、企业家、学者思谋的大事情。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3期第1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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